——访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 文 | 中国经济时报记者 王丽娟 自新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启动以来，农信机构“减量提质”的步伐正在向市级层面延伸。2026年9月以来，青海、贵州等地组建市（州）级农商银行的动作密集落地——贵州多市获批筹建；四川则在21个市（州）实现市级农商银行全覆盖。 如何判断一家市级农商银行改革是否真正见效？从长期趋势看，市级农商银行模式会不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市级农商银行改革对于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有怎样的意义？围绕上述问题，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对长期关注农村信用社改革化险的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进行了专访。 减量只是手段，提质才是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判断一家市级农商银行改革是否真正见效，短期和中长期重点看哪些指标？ 董希淼：减量只是手段，提质才是目标，“减量提质”是先治标、后治本的过程。评价一家新组建的市级农商银行，短期主要看风险是否真实收敛、整合是否真正到位，中长期主要看是能否形成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和不可替代的服务能力。 短期来说，要重点关注新组建市级农商银行的三项硬指标。一是风险是否真实收敛。不能只看不良贷款率，还要看关注类及逾期贷款与不良贷款之间的“剪刀差”是否收窄、拨备覆盖率是否稳定。2026年二季度末全国农商银行不良率2.83%，高出商业银行平均水平1.31个百分点；拨备覆盖率降至156.66%，距150%的基本标准只剩6.66个百分点。还应区分账面数据改善与真实风险出清。二是资本是否实质增厚。资本充足率特别是一级资本充足率是否达标并留有余量，资本补充渠道是否畅通；更重要的是，省级农商联合银行注资是否形成真正的资本纽带，而非账面走账。三是经营是否平稳接续。合并初期最怕存款、客户、员工流失，要紧盯存款的稳定性和结构、结算与代发等基础账户的留存率、客户经理队伍的流失率，以及县域网点的服务连续性。此外，还要看系统是否完成整合、制度流程是否统一、冗余网点和人员是否平稳消化。机构可以一天合完，人心却要一年一年才能合上。 中长期来说，要关注市级农商银行的治理、效率与定位。一是看治理是否从“管理”转向“治理”。省级农商联合银行与市级农商银行之间是否以资本为纽带、按公司治理程序行权，而非延续行政化的上下级命令。这是新机构最易走偏之处——如果市级农商银行只是省联社办事处的“升级版”，变成“办事处2.0版”，改革红利便难以释放。二是看效率是否改善。成本收入比、人均创利、净息差是否优于合并前各法人的加权平均。合并如果不能带来成本节约和能力提升，规模本身就失去意义。三是看业务定位是否准确。需警惕的是，简单把“主战场”从县域搬到城区——机构大了，人往城里走，资源往大客户堆，看似做强，实则把根丢了。因此考核可设置“深耕度”指标，如本土贷款占比、农户与小微企业覆盖面、首贷户比例等。 正确认识“县域支行下沉” 中国经济时报：从长期趋势看，市级农商银行模式会不会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未来国内农村中小银行会不会更多走向“省级联合平台、市级统一法人、县域支行下沉”格局？ 董希淼：在市级层面，市级农商银行已在部分中西部省份落地生根。中西部和东北的县域法人机构“小、散、弱”突出，既难化解存量风险，也难应对大行下沉带来的虹吸效应。如果不是采取省级农商银行模式，不如在市级层面整合资源、统一风控、集中补充资本，即成立市级农商银行。 此外，江苏、广东等省份也组建了部分市级农商银行，最新的案例是2026年9月，徐州农商银行挂牌成立。但东部沿海地区的市级农商银行只是个别案例，不是全域铺开；中西部是批量重组，带有化险属性。总体而言，长三角、珠三角县域法人机构基础较好，原则上不应再组建新的市级农商银行，而应保持县域法人基本稳定，发挥好“大平台、小法人”优势。 这一轮农村信用社改革坚持因地制宜、一省一策等原则，各地采取的模式、形成的格局各有特色。其中，浙江农商银行系统全部是“省农商联合银行-县域法人机构”两级架构；江苏则在保持县域法人机构基本稳定的同时，成立江南农商银行、徐州农商银行两家市级农商银行；四个直辖市和部分省区则是统一法人的省级农商银行。 要正确认识市级农商银行模式下的“县域支行下沉”。县域机构由独立法人变为市级农商银行的支行，法人资格消失，但服务功能不应削弱。可根据不同情况，对县域支行进行差别化的授权、匹配不同的资源，使支行继续拥有灵活高效的服务能力。如果不进行适当的授权，县域服务就会“形式下沉、实质收缩”，无助于发挥农商银行贴近市场和客户的优势。 提供分层承载路径 中国经济时报：基于金融强国建设、农村金融服务体系建设视角，市级农商银行改革对于推进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有怎样的长远意义？ 董希淼：第一，为农村中小银行改革化险提供分层承载的路径。风险各有差异，处置也不该“一刀切”。高风险机构由省级机构注资
